粉紅經濟是什麼？
粉紅一詞起源於納粹會將男同性戀囚犯戴上粉紅色倒三角形臂章識別，此後該標誌與顏色被轉化為同志運動的象徵之一。故粉紅經濟即同志經濟，是一種基於性別與性傾向劃分的小眾消費市場，囊括所有因應LGBTQ族群─即女同性戀者（Lesbian）、男同性戀者（Gay）、雙性戀者（Bisexual）、跨性別者（Transgender）、酷兒（Queer）─需求產生的一系列經濟活動。
從提供同志社交與生理需求的同志酒吧、同志派對、同志三溫暖，到在同性婚姻合法化後，有十足發展潛力的同志婚紗攝影、同志旅遊等等，五花八門。服務的客群除了LGBTQ外，也包括對該族群友善的異性戀者。
「全美第一個通過同性婚姻的紐約州，在通過那一年帶來的經濟成長相當驚人。」旗下同時經營著派對品牌與女同志雜誌的LEZS女人國創辦人王安頤，提出他們評估的一項資料。2012年7月，美國紐約市長與市議會發言人共同宣布，在同性婚姻通過的那一年內，紐約的慶祝活動、婚禮等等相關消費，替紐約帶來了2.59億美元（約77億台幣）的經濟成長。
亞洲第一 可望吸引周邊國家遊客
2019年臺灣成為全亞洲第一個通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在周邊國家皆尚未法治化的時候，許多人參考歐美過往同性婚姻通過後的發展經驗，對臺灣粉紅經濟潛藏的商機同樣表示看好。
亞洲僅有臺灣通過。
資料來源：Human Rights Campaign
「粉紅經濟的崛起一定是在婚姻平權之後。」NewUrbanMale的創始人尚志來自馬來西亞，他在亞洲兜兜轉轉，看過泰國、香港、中國等諸多國家的市場後，最終看中了臺灣對同志友善的環境與未來的商機，選擇留在臺灣經營，並創立粉紅經濟研究所，讓有志在相關領域發展的人一同交流：「結婚之後就是一起過生活，要怎麼去過更好的生活，就跟商業有關，商機就在這。」
「我認為如果好好做起來，臺灣可以做得很好。」尚志說，他分享自己千禧年時剛到臺灣時的經驗，當時他對臺灣政府對於LGBTQ的支持態度感到驚奇，他在新加坡與馬來西亞時，雖然從不認為自己「有問題」，但是他也很清楚政府對他們並不是一視同仁。「臺灣有這個名氣，這裡的人待人又友善，對遊客來說，來旅遊就是要舒服。這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空間，自然就形成商業的一個可能性。」尚志說。
這也是他在一海峽之遙的臺灣觀察中國市場十多年，卻留在臺灣，不進駐中國的原因：「我知道中國商機很大，但是考察這麼多年，覺得跟我要的衝突。一個海大，商機也大，但是風浪也會大，沉船的機率也大。風險太高。」
臺灣對於同志友善的程度，是全球有目共睹的。同志旅遊指南《Spartacus International Gay Guide》每年會發布一份全球同志旅遊指數（Gay Travel Index），依據該國政府對同志的態度、社會氛圍、是否曾發生對同志族群的暴力事件等等方面替202個國家評分。在2021年的評分中，臺灣被評為第10名，與冰島、德國、澳洲等國並肩，是亞洲唯一一個同時也是適合同志旅遊的國家。
資料來源：《Spartacus》Gay Travel Index 2021
談到亞洲同志或跨性別的旅遊勝地，或許有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會是泰國。王安頤對此有不同看法，「泰國那種是娛樂文化，國家本身並沒有在平權方面發展。」尚志也有類似觀點，他認為相較於泰國色情產業的路線，臺灣的社會包容度很高，加上人民友善熱情的特性，能夠發展出更加多元、完全不同於泰國的新路線，不必擔心會和泰國競爭。「臺灣有藝文、電影、夜店、派對，很多種不同的形態。」王安頤說。
在臺灣知名的同志聚集地─紅樓廣場，周遭林立著許多同志酒吧，這些酒吧的主要客源便是來自世界各國的觀光客。「除了沒有北極、南極的客人，剩下都有。」經營牡丹酒吧逾十五年的蕭江銘半開玩笑，他說這些來自四海八方的客人們，並不會集中在特定時節過來，而是分散在一年中，這樣的客源對酒吧來說非常重要，「臺灣人只有五、六、日會來酒吧，因為要上班，不可能平日過來，這樣七天裡只有三天能做生意。」
粉紅經濟利益多 非關產業也能受惠
粉紅經濟的興盛，不僅僅只有同志酒吧、彩虹友善商家等相關產業受惠，能夠帶動的產業其實相當廣泛，「同志不可能只去彩虹友善餐廳吃飯，來旅遊的時候也不一定選擇彩虹友善的飯店。」尚志說，尤其是有相關的大型同志活動時，如同志大遊行、亞洲同志運動會，經濟效益更加驚人。國際訂房網站《Airbnb》曾統計2019年同志大遊行當週，使用其平台在大台北地區的訂房人數，高達2.1萬人，其中外籍遊客多來自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等鄰近亞洲地區，顯見參與臺灣同志遊行的外籍遊客中，多數來自於周邊國家。
致力於推廣LGBTQ權益的Open For Business，在2019年提出的臺灣報告中也提到友善的社會風氣，會成為選擇到此國家旅遊的誘因，或者更進一步─到此就業。
尚志以歐美企業舉例，現今許多歐美公司都會成立相關部門，除了對外宣傳公司的友善環境外，對內也能夠攏絡員工，當員工得到公司的支持，就會更願意向公司奉獻心力。臺灣現在正有這樣的契機，能夠形塑出友善的社會氛圍，「很多企業喜歡友善、開放的環境，但是中國或新加坡都沒有這樣的環境。」這些人的到來，能夠替臺灣提供新的刺激，激發出新的想法，並帶來更多的商機。
綜上所述，在其他亞洲國家尚未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時候，正是臺灣趁機發展粉紅經濟的好時機。即使受到疫情影響、國門封閉使得臺灣的觀光產業一落千丈，但是仍有許多業者在為旅遊熱度回溫的那天做準備。
本報導將採訪不同類型的粉紅產業經營者，除了從這些業者的經驗中了解他們曾遭遇的困難以及未來的發展方向外，也希望從中找出粉紅經濟未來在臺灣的發展性以及可能性。
得來不易的
彩虹旗
我知道你們永遠不會停下，
因為這數十年來我一直看著你們。
即使過去曾經退縮、感到羞恥，
但是你們現在不會。
勇敢地去擁抱石牆的遺產吧！
這段話來自於女神卡卡在2019年WorldPride NYC上發表的致詞，真摯的內容感動許多來參與遊行的群眾。這是世界同志遊行組織WorldPride首度在美國舉辦，而該場遊行主題正是為了紀念開創現代同志權利運動的重要事件－石牆暴動五十週年。
現代同志運動的里程碑 石牆暴動
1969年的美國，如火如荼進行了十多年的非裔美國人民權運動已經逐漸邁向尾聲，非裔美國人的呼聲被社會大眾聽見。然而此時的美國同志族群仍然隱沒在社會的陰影中。
當時美國的同志權益不彰，同性戀被美國精神醫學學會視為是一種反社會人格障礙，醫師可以利用電擊，甚至切除同性戀者的腦前額葉「治療」他們；同性性行為在伊利諾州外的所有州都是犯罪行為；警方也會大力取締同志與相關產業，因此同志酒吧等同志場所皆由黑幫經營，這些黑幫並不是為了人權、支持同志等等的理由而經營同志酒吧，而是為了能夠哄抬酒水價格大敲竹槓。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出櫃」這個概念根本不存在，若是不小心被發現同志身分，朋友、工作都會在一夕之間消失。
1969年6月28日凌晨，六名警察在石牆酒吧實施臨檢，被趕到酒吧外的顧客朝警方丟擲石頭，兩方人馬發生暴力衝突，此類惡性事件雖然於當時的美國屢見不鮮，但令人意外的是石牆暴動卻開啟了美國同志運動的新篇章，同志運動路線由過去的低調和平，開始轉往更激進的運動路線。
（照片出處／CBS NEWS）
此後美國同志族群組織了第一次的同志遊行，並促成許多國家的同志運動崛起。「石牆暴動」也被認為是現代同志運動發展的里程碑。直到2015年最高法院宣布全美同性婚姻合法，當中經過了46年的光陰。
全球第一個通過同婚的國家 荷蘭
即使是全球最早宣布同性婚姻合法的荷蘭，對同志的態度也並非一直以來都相當友善。
1911年荷蘭將同性性行為的合法年齡門檻訂為21歲，而異性性行為合法年齡則是16歲。除了法律上的歧視，當時的荷蘭同性戀也面臨和美國同性戀一樣的情況─不人道的治療手段、被揭露性傾向便會失去一切，政府同樣會吊銷男女同志聚集的酒吧營業執照。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荷蘭的反同性戀氛圍達到高峰，但也是在1950年代末，部分醫生與神職人員對同性戀的看法轉變，認為同性戀同樣擁有人性與愛的一面，並且比起匿名性行為，更喜歡穩定的關係。這些人大力說服其他同儕，同性戀並非問題，成為荷蘭同志運動成功的關鍵。
此後大量的同志商家在荷蘭的首都－阿姆斯特丹開業，使得荷蘭的同志運動與同志產業進展快速，並在1970年代躍升為歐洲同志世界之都，是許多歐洲同志們必去的觀光勝地。1979年荷蘭同志組織進一步與官方合作舉辦「同志驕傲日」，此後同志活動與官方的交流越來越密切，也使得阿姆斯特丹成為世界知名的彩虹城市，聲名遠揚。
（照片出處／Pride Amsterdam）
即使以更近代─1950年代末的醫生與神職人員大力支持的事件來看，荷蘭的同志平權之路也耗費了四十多年。
那麼臺灣呢？
臺灣平權運動起步晚 政黨輪替出現新曙光
與這些國家相較，臺灣的起步似乎也差不多，「以前知道你是同志，就會隨便安插個妨害風化罪、猥褻罪的罪名。警察看到男生留長頭髮直接當街剪掉。」蕭江銘回憶起過往的經歷。長達38年的戒嚴，更讓臺灣的同志運動相當晚才起步。
回顧臺灣同志運動發展的歷史，可以發現其發展與婦女運動密不可分。研究同志領域的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朱偉誠，認為1992年女同志團體我們之間，在婦女團體婦女新知舉辦的園遊會中亮相，其後又拒絕所有媒體採訪，該行為勾起了媒體對同志的偷窺欲望，進而引發了臺灣同志運動的濫觴事件─1992年台視世界新聞報導臥底潛入女同志酒吧中偷拍，該事件促成同志團體動員連署抗議，也開啟了1990年代的臺灣同志運動。
王雅各在《台灣男同志平權運動史》中曾提及1990年代前的臺灣社會基本上是沒有「同志人權」的概念，新公園（即現今的二二八和平公園）的遊客會被警方騷擾、性傾向暴露後會被校方退學。直到1993年臺灣大學男同性戀問題研究社的出現，以及「誰來關懷同性戀人權」公聽會的舉行，才將同志人權的概念帶到人們的眼前。
然而不消幾年，媒體便對同志這個題材感到厭倦，因為缺乏領導話題與資源支持的同志運動組織難以吸引社會目光，因此逐漸轉往小型的同志社群發展，或是如晶晶書庫一般，以同志商家的型態在背後默默耕耘。
同志遊行經濟效益驚人 萬名觀光客來台
直到2000年後政治環境改變，時任執政黨強調「人權」的重要性，天時地利人和，讓這些積累開始有了成果─2003年臺北同玩節的遊行活動。該次遊行成為臺灣同志史上第一屆同志遊行。
當時的遊行隊伍從臺北新公園出發，沿著衡陽街至另一個著名的同志據點─西門町紅樓廣場。即使遊行路線只有短短的750公尺，遠遠少於近幾年動輒4、5公里長的遊行路線；主辦方考量到當時的社會風氣，也提供免費面具供遊行群眾配戴，但參與人數仍只有800人。
「我帶媽媽上街，好多朋友還要戴墨鏡，他們走在人行道、騎樓下，不敢走進人群。」負責營運ANIKI健身房的Clark回憶起第一屆同志大遊行的情景。阿嬤當時也是戴墨鏡的一員，「那時候才幾百個人，大家都怕別人知道。」
余夫人經營漢士男同志三溫暖已近三十載，常被同志圈稱呼為阿嬤的他，一直以來都對自己的同志身分相當低調，即使是現今，不熟識的人若是詢問起他的同志身分，他總是會含糊帶過。但是在那樣的年代中，他還是在第一屆的遊行中，戴上眼鏡、帽子加入遊行。為什麼？阿嬤沉默半晌後緩緩道出原因：「總是要有人站出來。如果我們這邊的人都不敢參加遊行，其他人怎麼敢參加。」
遺憾的是，即使當時的臺北市長馬英九在2003年臺北同玩節的開幕致詞中，表達官方對同志的支持，但事實上從2000年同玩節創辦之初，該活動便屢屢遭市議會刁難；第一屆同志大遊行過後，更有許多市議員對遊行活動表示不滿，要求將遊行從臺北同玩節中剔除，因此自第二屆開始的同志遊行改由同運團體聯合籌辦。
官方的反對態度並未對隔年的同志遊行造成嚴重打擊，反而發展得更好。第二屆同志遊行人數暴增為五千餘人，此後同志遊行的規模以驚人的速度成長，更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
資料來源：整理自2003年至2020年《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 《蘋果日報》等媒體之相關報導
由於同志遊行固定在十月的最後一個週六舉行，外國觀光客眾多，為了消化遊行帶來的人潮，Clark決定以價制量，將ANIKI非會員的單次入場價提升為1200元，即使如此，遊客還是絡繹不絕：「光是週五到週日那三天，營收就有近300萬。」短短三日的收入便佔據了ANIKI一成的年營收。
同志遊行的人數在2019年達到20萬人的高峰，遠超亞洲第二大香港同志遊行的1.2萬人。臺灣的同志遊行甚至被英國媒體《BBC》稱為是亞洲最大的同志遊行。尚志對此十分敬佩，他表示穩定、大規模的同志遊行在亞洲國家中相當罕見，甚至有許多國家的同志遊行才剛開始舉辦。
王安頤說2019年參與的外國觀光客相當多：「20萬人中估計有9萬個外國人。這些人在那段時間中所帶動的消費力是非常驚人的。」使這年的同志遊行人數，比前一年暴增6萬多人的關鍵性事件，莫過於同年5月實行的《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即保障同性婚姻之專法。
（攝影／洪詩宸）
同性婚姻合法波瀾多 立院遊說促立法
1986年祈家威與伴侶至法院公證結婚被拒絕，揚起了臺灣同性婚姻平權的抗爭大旗。雖然2006年時就有立法委員提出相關法律草案，但一直到2012年多元成家草案出爐後，才掀起新的討論。
2013年11月30日是台灣宗教團體愛護家庭大聯盟（護家盟）首次舉行的遊行活動，旨在反對多元成家法案。同志運動團收到消息後，也緊急動員，發起「路過護家盟」活動。
「那時候很多朋友去了很震撼，沒想到反對的聲音這麼大，」蘇珊說，她同樣也有參與路過護家盟的活動，當時護家盟的遊行隊伍讓她感到害怕，這份害怕也讓她不滿：「我不應該在我的國家裡面有這種害怕的感覺。而且我算是比較堅強的，要是不堅強會更害怕。」與蘇珊熟識的王安頤見到護家盟大遊行的人潮後，也開始懷疑自己做的只是竹籃打水：「我們在那邊辦party、雜誌，真的有什麼用嗎？為什麼社會還是這樣子？」她們開始思索是否能夠做點什麼，直到遊行現場的一場對話啟發了她們。
遊行當天施明德的妻子，同時也是人權運動者的陳嘉君帶著兩位女兒到場支持同性婚姻，在現場一隅與護家盟支持者展開對話─
「這個叫基本人權。
可以愛上誰就跟誰結婚，
組成一個家庭，
小孩也可以和其他人一樣受到政府保護。」
…
「妳覺得這個法案真的能保障我們嗎？」
「不是法律保不保障我們，
是當事人才有講話的權利。
如果妳不是同性戀
這個法案根本與妳無關。」
最終該名婦女向陳嘉君表示會再好好思考該議題。這段對話深深影響了王安頤，「對話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有對話的產生，事情才有轉變的可能，如果連對話都沒有的話，那只能繼續活在各自的世界、各自的想像裡面。」
蘇珊、王安頤與幾位朋友在幾經思索後，成立同志人權法案遊說聯盟，致力於向立法機關遊說。過往的同志運動團體一直專注在社運、街頭運動領域，「但立法還是屬於政治人物、議院裡的人的想法，說動他們才能讓事情在法律面有所改變。」
她們認為立法院院長跟委員即使知曉同志議題的存在，卻可能從來沒遇過同志，導致對議題的情感連結薄弱。因此同志人權法案遊說聯盟將不同年齡、階層的同志帶到政府要員面前，告訴他們同志們面臨的社會處境、困境。「但是政治真的是非常複雜的東西，他可能被這些故事感動，可是政績、選票更重要，這會變成人性的考驗。」王安頤無奈道，但是她們也曾遇過不在乎當選與否的議員：「那不是他最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真的可以幫助到人、可以為人民服務。」
在科技領域就職的蘇珊也利用自己的專長，幫助同志人權法案遊說聯盟架設了同志人權立場觀測站，追蹤每一個候選人對於婚姻平權的態度：「我覺得這應該讓人家看到，然後選舉的時候才知道要選誰。」
基本人權的漫漫長路 三十年後終於看到盡頭
2017年司法院公布《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宣告《民法》未保障同性婚姻權利違憲，限期2年內改善。反同志團體下一代幸福聯盟主張婚姻應由一夫一妻構成，因此隨即發起婚姻定義與同性婚姻另立專法之公投，期望以專法保障同性婚姻；同志支持團體因此組成了婚姻平權公投推動小組，提出婚姻平權公投，希望同性間的婚姻能夠被《民法》平等對待。
該公投雖然讓許多LGBTQ族群向親朋好友出櫃、希望得到他們的支持，但其結果也讓LGBTQ族群大受打擊。若將公投結果簡單以反對同志與支持同志兩方歸類，反對的意見皆超過六成，僅有三成的人支持同性婚姻。「會覺得走在路上三個人中就有兩個人不認同你。」蘇珊說。
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2022）
2019年同性婚姻專法《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三讀通過。該法案雖然回應公投結果，將同性婚姻以專法處理，但其內容除了以法律保障同性婚姻的效力外，也將財產、扶養義務等方面納入規範。臺灣成為全亞洲第一個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
祈家威這場曠日費時的奮鬥旅程終於告一個段落。從解嚴到同性婚姻合法化，臺灣僅僅走過了32個年頭。「立法院定錘下來後，就是一個跨時代的進步。」Clark說：「從那一刻開始，我們可以很驕傲地講說，在我們國家我們擁有這樣的權利。」
那些年的
粉紅產業
從捷運西門站的1號出口處離開，一到地面就可以馬上從熙來攘往的人群中，看到矗立在對街的復古洋樓。在充滿著日式風情的八角紅磚洋樓旁，架著燈光效果華麗的音樂祭舞台，音樂聲流淌在微微悶熱的空氣中。
經過吵嚷的音樂舞台，向紅樓南廣場走去，令人驚奇的是這裡僅僅相距八角樓不到一百公尺，音樂聲卻已經消弭。在這片僻靜的紅樓南廣場中，有許多家看似露天咖啡廳的酒吧，這裡是著名的同志聚集地─紅樓。
紅樓波瀾多 一場惡火轉趨蕭條
風光熱鬧的紅樓，其實早在1970年代就是同志的熱門聚集地。當時的紅樓戲院因為設備老舊，轉而發展為二輪片戲院。低廉的票價讓許多同志聚集在這裡，不是為了看便宜的二輪電影，而是希望在這裡找到性向相同的人，並來段豔遇。
（照片出處／西門紅樓）
直到1997年臺北市政府收回紅樓的承租權，紅樓戲院宣告熄燈，但是因為資金與市場改建等問題，導致這棟洋樓一直空閒著。2000年十字部分的西門市場被一場大火燒毀，僅餘下八角形的主樓。臺北市政府雖然推動了紅樓重建計畫，但此時西門町的發展重心早已轉移至成都路的另一端，此後紅樓的發展越發地一蹶不振。
低迷的景氣導致西門市場的租金變得相當廉價，加上紅樓南廣場半封閉的特性，吸引了同志酒吧進駐。在2006年紅樓第一家男同志酒吧小熊村開幕後，在短短半年內紅樓南廣場進駐了大量的同志酒吧。
蕭江銘也是在這個時間來到了紅樓南廣場。事實上現今的牡丹酒吧並非他的第一間店，他曾經在林森北路一帶開了五間同志酒吧，乍聽相當風光，但是因為當時的社會封閉，同志酒吧的經營者常常與警察打游擊戰：「雖然不會明講是同志酒吧，但是警察知道，他們會給你一個藉口要你關店。同志為了避免麻煩就關，反正再去找另一間就好了。雖然當時沒行動電話，但是只要通知幾個客人，這些人一下就來了。」
開開關關的經營模式使得同志酒吧大部分會選擇頂下林森北路一帶的廉價陪酒酒吧，使得空間與環境十分不理想，也讓同志酒吧變得相當神祕，若是沒有人引路便不得其門而入。
曾造訪這種同志酒吧的王安頤，並不喜歡這種陰鬱的氛圍：「會覺得好像是去一個見不得人的地方，可能過12點還要按門鈴。躲躲藏藏的感覺。」
紅樓再開 大量同志酒吧入住
紅樓南廣場兼具露天與半封閉的特性，讓蕭江銘看到了不同的同志酒吧發展方式，他笑說紅樓廣場根本是老天給同志的應許之地：「我想打造的以前那種樹下奉茶的地方。」他指了指座位旁的兩棵樹，「讓兩個來自不同方向的旅人坐下來休息、聊兩句。」
因此蕭江銘在酒吧的管理上花費了許多心力。這裡聽不到震耳欲聾的音樂聲，也不會見到骰盅、撲克牌等賭博道具，來這裡的都是想放鬆小酌，享受露天環境的同志們，他透過這種方式讓圈外人理解同志樣貌，「講難聽點就是表演給路過的人、鄰居、老人家看同性戀是什麼樣子的，因為同性戀不會表現在臉上。」
早期許多人對同志的印象都是來自於報紙的負面消息，因此成立之初，蕭江銘也遇過相當不客氣的鄰居。
「那時候我和幾個長官、自治會會長在這邊談事情，一個阿桑經過說：『我兒子經過這邊會不會被摃尻川（被男同志騷擾）。』」蕭江銘說，當下他很想上前和對方理論，最終因為現場還有其他人而作罷。
附近的店家也曾因為他將店面一隅提供給愛滋病匿名篩檢而感到不滿。「他覺得有礙觀瞻，跟我說蕭先生你不趕我來趕。」蕭江銘笑了笑，繼續道：「我告訴他你趕趕看。」在他的堅持下，牡丹酒吧在這裡營業了十六年，匿名篩檢就在這裡服務了十六年。「那只是驗愛滋的，透過檢驗大家才會知道啊。」蕭江銘說：「對我來講同志就是應該要做好事，這是好事、是對的事，我為什麼不做？」這樣的想法與堅持，讓周遭的店家願意共同努力，在2015年成立了紅樓南廣場彩虹友善商家聯盟。
「也不是說想成立就成立，」蕭江銘點起一根菸解釋道，附近店家的同質性高，店主間鮮少願意互相合作，因此一開始辦活動的時候都只能自己將不足的金錢、人力補上，「事情做久了，人家覺得不錯、想加入，我再放手讓大家一起參與。」
紅樓商家有志一同的努力，讓紅樓南廣場成功復活，再度成為同志的聖地，同時也成功在鄰近居民和執法機關中建立良好的形象，除了三十歲上下的遊客外，也會有破百歲的鄰居來這裡坐坐、和店家打招呼；偶爾也會聽到巡邏經過的警察閒聊稱讚這裡的店家自律，治安良好。
紅樓南廣場除了讓同志融入人群，展現無異於他人的一面外，蕭江銘也笑說這裡像同志運動的根據地，不僅參與完同志遊行的人會來這裡小酌一杯，發起同性婚姻公投時，這裡也是重要據點。
牡丹酒吧由三間店面構成，公投時蕭江銘將其中一間店面挪給公投連署用，「準備好多筆跟桌子擺在那邊，從早簽到晚，每天都是這樣一箱一箱送。因為這邊是全臺灣最晚截止收件的地方，到最後一天還收到滿滿兩箱A4紙用的箱子。」他自豪地說道，背後掛在牡丹酒吧前的彩虹旗幟在徐徐的微風中飄揚著。
「不過現在同婚通過我也不知道做什麼，大概是希望紅樓以後可以繼續扮演增加人們互動的地方，」蕭江銘笑了笑，「不然現在大家都用line聊天，多沒人味。」
同志們的避風港 漢士三溫暖
從紅樓南廣場離開，沿著西寧南路前行，不消幾分鐘，就能看到在路口處巨大的廣告牆，上頭印著身材健美的半裸男性與被彩虹環繞的「漢士」字樣。這裡是同志圈相當具著名的漢士三溫暖。
新潮的廣告牆、入口處牆上掛滿的植栽與鮮豔的粉紅色油漆，這些布置很難令人想像漢士是間營運近三十年的老字號。1995年創立的漢士三溫暖，是現今大臺北地區碩果僅存的老牌男同志三溫暖，與其同一年代的百樂池、彩虹、今統、大番等等諸多知名同志三溫暖皆不復存在。
「阿嬤早。」
「早。」
從狹長的樓梯走上來的客人和櫃檯旁的余夫人打了聲招呼，出示了接種黃卡後拿著毛巾向內走去。略顯陳舊的三溫暖深處，時不時傳來一陣陣的卡拉OK聲。
常被同志圈稱呼為阿嬤的余夫人，穿著黑色、佈滿金色華麗花紋的長袖坐在櫃檯旁的椅子上逗著兩隻狗，一旁的籠子上擺著大大小小的罐裝狗點心：「這兩隻是員工養的，但跟我比較有得吃。」
1978年，阿嬤從臺南來到臺北的眼鏡行上班，當時的臺北同志生活相當精采多姿，臺北新公園、中華商場、紅樓戲院，都有阿嬤的足跡，「但是新公園比較好玩。」阿嬤點評道。
但是當時的社會環境對同志並不友善，即使是在這些同志的熱門聚集地流連，也必須萬般小心，透過眼神或小動作試探對方是否是真的同志，「有些會騙你說出同志身分，然後敲詐你。」
這樣的環境也使得阿嬤不敢找穩定的交往對象，「那個年代不像現在，如果談戀愛被對方纏上很麻煩。而且我們這種人也不是永遠都固定的對象，玩過幾次膩了就會再找別人。」加上保守觀念的壓力，阿嬤和許多老年同志一樣，都曾娶妻生子。
阿嬤時常用「我們這種人」來稱呼自己的同志身分，也側面反映出當時「同性戀是種罪」的想法給他帶來的深遠影響。即使如此，阿嬤仍然願意以同志的身分做力所能及的事，無論是照顧這裡的客人或是協助同志導演陳俊志拍攝「無偶之家」，也曾去過大學和學生分享同志的故事：「畢竟是在賺同志的錢，當然要幫他們做什麼。」
這也是他開三溫暖的初衷，「在這裡可以過著自己的生活，動作、語言都可以很自然，不用刻意隱瞞什麼，或是裝成異性戀。」因此同志三溫暖雖然是男同志的情慾空間，但漢士和阿嬤對許多同志來說，就像是家和家人一樣的存在。
過去這裡長住著許多因家庭壓力而不想回家的同志們，客人在這裡大方地聊起哪個客人不錯、抱怨被家裡逼婚，又或是安慰哪個沒找到對象而發脾氣的客人。「每天都有有趣的客人，講不完。」阿嬤笑道，說起幾位從三溫暖開業時就認識的老客人們。玉蘭仙子時常浪跡天涯，北中南東跑透透，來去猶如一陣風，「他今天去台南，妳早點來還遇得到他。」
「不過很多人都過世了。像黑貓姨過世很久了，好幾年。」阿嬤落寞地說，這些十幾年的老朋友泰半都過世了，「有的有去見最後一面，但有些家裡不太方便就沒辦法。」
即使如此，漢士三溫暖仍然是許多不同世代的同志們的另一個家。熱愛下廚的阿嬤，也會在年節時煮一大桌菜，讓沒有歸處的同志們一起在這團圓。像這樣宛若家人的互動，也讓他收了許多乾女兒；遠在美國的客人主動幫忙經營粉絲專頁；員工在店裡養了兩隻狗、在樓下佈滿花花草草，增添綠意。
然而這樣的一個空間可能在不久後就不復存在，2022年6月底漢士三溫暖所在的這棟大樓以6.7億元售出，未來極有可能會結束營業。「契約到之後，還能做就繼續做，」阿嬤豁達地說，「不能繼續做就退休去世界走走。
傳統產業新生 多樣活動增添趣味性
與以傳統方式經營的漢士三溫暖不同，同樣也是經營同志三溫暖的ANIKI健身房，雖然因疫情於2021年初歇業，但是其各式各樣的創意派對，如在活動會場內放滿泡沫的泡沫趴、戴上螢光手環的螢光趴、參與者都戴上頭罩的面罩趴等等，是許多現今三十至四十歲的同志們的共同回憶。
「過去的三溫暖很單調，只有暗房沒有其他東西。即使待了十六個小時，沒找到人，就什麼都沒有。」負責營運ANIKI健身房的Clark分享發想這些派對的動機，「有不同的玩法出現，在摸索的過程中會很開心，性愛反而變成附帶的期待。」
在許多派對中，最受歡迎的就是泡沫趴，從2009年第一場泡沫趴開始一直到歇業的那天，泡沫趴的人氣地位依舊屹立不搖。Clark有些哭笑不得地說，「我心裡有個問號，大家玩不膩嗎？」
現今與Clark一起合夥經營城穆同志按摩的Jason解釋：「泡沫趴是最可以遮蓋身材缺點的，所以最多人敢下去。」
Clark雖然是ANIKI的前營運長，但事實上他卻是從第一線接待人員做起，折毛巾、打掃、站櫃台他都做過。Clark在2008年踏入了位於林森北路的ANIKI舊館，發現ANIKI的環境有別於其他的同志三溫暖，相當漂亮且乾淨，「那時覺得這個行業應該有點潛力，就去應徵了。」
然而這個決定曾讓男友對他也相當不滿。「他說：『你好手好腳，美國留學回來，為什麼要去那種地方工作？』在當時的社會概念裡面，三溫暖是很不入流的地方，差不多是覺得你去做雞做鴨的感覺。」Clark解釋，當時的面試官對他前來三溫暖應徵一事也感到十分難以置信：「你政大畢業、美國留學回來，為什麼要來這裡工作？」
「我的專長是管理，」Clark說，面對種種質疑，他給自己訂下三個月的期限，若是無法在這段時間發揮他的管理能力，那麼他就會離開。他也成功的在三個月內完成了公司的雙語網站、制度建議、活動發想等等。
2010年當時的老闆─已故的天喜旅行社創辦人郭正利─因為股東認為ANIKI會對他的聲譽造成影響，而要求他必須將ANIKI脫手，Clark在其他人的邀請下，合資頂下ANIKI，並接任營運長一職，也發現到舊館在法規上有些瑕疵，因此在2014年搬到位於寧夏路上寧夏夜市末端的新館。
殊不知噩夢從此開始。
同志三溫暖屬於八大行業中的三溫暖業，加上事實上的確會有不少同志在裡面用藥。「男同志對於享樂的執著還是蠻深的，一旦有人說好玩就會試試看，所以某段時間男同志的確有比較高的比例玩娛樂性用藥。」Clark坦誠地說，但是他以店家身分能做得相當有限，最多只能將用藥的客人列入黑名單中。警察也會時常到同志三溫暖搜索或臨檢。
「警察這樣的執法模式是一個保障，客人會知道這個場所，不是治安死角。所以我們非常不希望警方完全不管我。」Clark說，因此即使在剛創立的時候，有不少顧客擔心臨檢會暴露他們的同志身分，但他們仍然可以理解是為了治安需要，並配合警方出示證件。
規劃新館時Clark也考慮到這點，建置了完善的會員入場系統，若是警察需要，他能夠馬上從電腦中調出場內的會員證件資料，供對方抄寫。
然而警察並不領情，且過去在舊館時警察會持搜索票搜索，到新館後只有一次搜索，自那次搜索之後，便改為高強度的臨檢，從2014年11月至2018年3月，近三年半時間被警方臨檢了186次。當中也曾經發生警察不願意在櫃台等候，直接向館內衝進去的情況。
「我們本身沒有顧忌，畢竟沒有賣藥。」Clark解釋，「但是場內大家都是不穿衣服的，如果不先提醒會員，在沒有心理準備之下，看到警察在旁邊、自己還光著屁股，是非常、非常不舒服的。」
即使如此，若是機會允許，Clark仍舊希望能夠重新點亮ANIKI的招牌，對他而言ANIKI是一個相當獨特的地方，在這裡他除了能透過趣味性的活動，宣導安全性行為的重要，也能夠向外安排講座或社區活動。「一直以來我們都希望能夠善盡社會責任，因為今天我們能夠在市場上有一席之地，除了感謝消費者外，也需要感謝社會、法規提供的協助。」
在這裡Clark能夠一展長才，並且讓「性」變成是能夠公開討論的論的事情，「公開的討論絕對是好事，能讓整個狀況變得更健康。」
